这篇文章发表在昨天的《新京报》上，一般我不爱把给媒体的稿子贴在博客上。我觉得，大家在忧伤地纪念米高·集训，其实不是在纪念这个人也不是在纪念这个神，而是在纪念一个符号。这里的文字跟报纸上的有些出入，反正没什么太大差别。我个人已经算很喜欢他了，但我也没觉得他跟我有啥关系，所有西方的文化跟我都没啥关系，只是当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文化、信息接受的时候被感动过，好像就觉得咋样了。其实没咋样。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那天，有很多媒体打电话给我，而且都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他对中国流行音乐产生过什么影响？”好像这位巨星去世，不跟中国扯上点关系，我们就没法报道。如果扯上关系了，好像我们也能跟着沾点光。提出这样问题的记者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认真听过杰克逊的歌的年轻人，一种是没有在80年代听过欧美音乐。因为问题都是围绕杰克逊怎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展开的，如果我说他没有影响过中国流行音乐，那么所有采访就不成立了，于是我拒绝回答所有这样的问题。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所有人谈到杰克逊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都是含糊其词，没有具体事例，其实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他老人家一定会对中国流行音乐有过巨大影响，光环那么耀眼，怎么也得照耀中国吧。崔健说：“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上迈克尔·杰克逊。”这是一句废话，但是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至少跟崔健没什么关系，崔健最初摇滚的启蒙来自“滚石”“警察”和Talking Heads或“冲撞”这样的朋克摇滚，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乡村音乐和民歌，因为在当时他能听到的只有这些。即便崔健在当时听到杰克逊的歌，也只能是一种欣赏方式敬而远之。因为杰克逊真的没有办法去模仿或受其影响，连美国人都没法做到，更别说中国了。

其实大多数人突然出来纪念迈克尔·杰克逊，这里面有一份尊重，一份怀念，但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间能看到的他们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符号。对于逮谁抄谁的中国流行音乐，为什么不去学学迈克尔·杰克逊呢？因为他没法学。

我们先看看中国大陆流行音乐都是怎么受到影响的。70年代末期，大陆开始有流行音乐，这时候受到的启蒙无一例外是台湾流行音乐。邓丽君至少影响了当时第一、第二代大陆女歌手。刘文正至少影响了第一代大陆男歌手。到后来，大陆的流行歌手基本上都以港台为参照，直到进入90年代，随着大陆开始出现唱片公司，开始包装歌手，开始研究人家的成功模式，才开始开阔眼界。而就在这时候，盗版和打口磁带唱片进入到大陆，才让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西方流行音乐。在打口唱片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很少，几乎构不成影响，如果说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那也仅仅停留在歌迷层面。

大陆的摇滚乐就跟迈克尔·杰克逊更扯不上关系了。崔健那个时代，能让中国人听到的摇滚乐并不多，音乐多是来自外国留学生，当时能进口外国音像制品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几乎没有进口摇滚乐。中国人接受摇滚乐的渠道几乎没有，只有音乐圈里的人能从外国人或海外亲属那里接受到一点可怜的摇滚乐资讯。所以说，崔健那一代对摇滚乐的理解多是摸索出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受到什么音乐影响，你很难说出来。后来的中国摇滚受到什么影响你听一首歌就知道了。比如“唐朝”受到了“克里姆森国王”“是”或者“冲击”的影响，“黑豹”更多是受到“戴夫·莱帕德”“邦·乔维”这样的流行金属的影响，再到后来，中国摇滚几乎是一对一函授了，跟迈克尔·杰克逊有什么关系？真正影响中国摇滚是“枪炮与玫瑰”“涅槃”这样的音乐类型，因为模仿起来简单易行。你模仿一个迈克尔·杰克逊试试？

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太与众不同了，他融合了流行音乐和摇滚乐中最精华的成分，并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所以说，他是流行之王，别人不是。

再退一步讲，迈克尔·杰克逊也没有直接对中国歌迷产生过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美文化开始真正交流要滞后很多年，但是杰克逊在1979年开始成名，这时候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一点不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涅槃”或者“后街男孩”或者埃米内姆走红全过程，并且很快受到他的影响。1982年，迈克尔·杰克逊发行了《颤栗》，那时候我们在反精神污染，邓丽君都被列为精神污染，我们可能接触到迈克尔·杰克逊吗？

实际上，在1985、1986年左右，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才进口迈克尔·杰克逊的两张最成功的专辑《墙外》《颤栗》，这种进口产品数量并不多，价格在当时不是任何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那时候有多少人愿意花上14元或者22元买一盘磁带呢？更主要的是，当时有听欧美音乐习惯的人极少，他对中国听众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人认为，当初《天下一家》这首公益歌曲对我们影响很大，的确，这首歌直接催生出《让世界充满爱》。事实上，这次美国歌星的公益活动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音乐界只是通过民间流传的录像带知道了有这么回事，直到1987年冬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首次播放《天下一家》。而只有这件事，迈克尔·杰克逊才与中国流行音乐有一点关系。后来百名歌星的演唱会形式持续了三年，到后来演出的成本增加，再加上这种形式已经不再吸引观众，没有更好的话题去支撑这么庞大的演出，“团体操式”的演出才退出舞台。

迈克尔·杰克逊对中国听众产生影响是在他的第三张专辑《真棒》，由上海中唱引进后，时间大约是1988年左右，在这个时期，民间开始流行他的一些音乐录影带，很多人就是在这时候看到了他的太空步。那些录像带都是从香港流过来的，MTV电视台在香港落地，香港人可以天天看到MTV的节目，然后把一些精彩的录影带录下来，慢慢传到内地，所以，内地知道这些滞后了好几年。

很多人认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比较大，他的确产生过影响，但是他的影响也仅仅来自《比利·简》这首歌的MV，在当时能看到的其他影像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太空步。不过，这倒是我们认识杰克逊的一个标志。这些杰克逊吸收自美国黑人街头文化的舞蹈动作确实很有标志性，但仅仅那几个动作几乎不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霹雳舞的风潮。真正让中国人见识霹雳舞的是一部美国电影《霹雳舞》，这部电影1987年中国内地公映，它几乎就是一部跳霹雳舞的教科书，这部电影还在上映的时候，街头就已经出现了霹雳舞。那时候歌星走穴，都会有霹雳舞节目，并且深受欢迎。

换句话说，是霹雳舞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共同作用，才让中国在8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阵霹雳舞热潮，那么，一部电影在全国上映跟民间流行一些音乐录影带哪个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呢？答案显而易见。今天很多人认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动作影响了中国霹雳舞的流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988年，田壮壮导演了一部不太成功的电影《摇滚青年》，就是模仿《霹雳舞》，如果先前没有更多人去学这个舞蹈，他不会去拍这个电影。也就是说，在1987年间，霹雳舞在中国内地非常流行，很显然是受那部电影的影响。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像对中国观众的影响还要更晚，要到1992年内地出现盗版之后，但这时候，人们已经不跳霹雳舞了。

1988年以后，迈克尔·杰克逊才对中国歌迷产生更广泛影响，但此时，他已经越过了他最巅峰时期，但他的余温足以让中国歌迷狂热了。当代西方文化对开放之初的中国影响都是余温，“披头士”是最典型的，这是因为中国从全封闭走向全面开放就有时间差，更多时候我们对这些经典人物的认知不是来自他们本身的成长，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披头士”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对我们的影响就像我们去看演唱会只看到了一个返场而已。

在这一点上，杰克逊跟后来的“邦·乔维”“枪炮与玫瑰”“涅槃”甚至“绿洲”这样的乐队就不一样，我们有幸看到这些摇滚乐队从出道到成名的全部过程，时间上的错位也短了很多，对中国歌迷和中国音乐的影响是完整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更多是因为他的知名度和符号化，是我们躲不过去的一件事。无可否认，他确实有很多中国歌迷，这和任何一个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有大量歌迷是一样的，但他并没有因为知名度最高而对中国当代流行文化产生过任何影响，这就像鲍勃·迪伦或者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他们的名气也相当不小，但是他们很美国，对中国文化有过什么影响呢？没有，但是我们几乎都认为他们是很标志的人物。

1989年，国内第一次出版迈克尔·杰克逊的传记《太空步》，让中国人才对这个传奇人物有一个全面了解，但是媒体对他的介绍仍然少得可怜。甚至到了1990年他发行《危险》专辑时，我们在1992年左右，还是利用当初传播录像带的方式去感受其中《黑人或白人》中的神奇换头术。在当时，迈克尔·杰克逊只是在小众人群中有一些影响而已，所谓的铁杆歌迷。即便在那个时候，真正喜欢欧美音乐的人加在一起也是少得可怜，在今天，它也不是一个大众群体。

迈克尔·杰克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是在当时文化资讯匮乏的年代让我开了眼界，知道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人物，由于当时无法把他放在一个整个欧美流行文化的背景下去感受，他的成就和地位都让我们无法直观去作出判断，他在最巅峰的时代，我们的媒体错过了他，没有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会小很多。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回顾他的时候都显得有点虚头八脑、语焉不详。西方流行音乐全面进入中国内地，要在1994年以后，随着盗版和打口市场的日趋丰富，随着媒体慢慢开放尺度，欧美音乐才成为当今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此时迈克尔·杰克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中国歌迷可以任意欣赏西方音乐，这时的迈克尔·杰克逊又是什么状况呢？对于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他是熟悉的陌生人。

换句话讲，迈克尔·杰克逊对中国的当代流行文化真没产生过什么影响，这跟他有多大名气无关，如果我们因为他的离去对它怀念而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很正常，但是说他对我们的音乐或文化有什么影响，那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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